[44]此外，比起社会实在的证明，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更像是一种基于社会团结的信条理念。
2005年珠海市发布的《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修订），同样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为由，对人力三轮车、电动自行车、助力自行车等其他有动力驱动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注册登记并且禁止其上路行驶。另一方面，也与福利国家背景下，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张从而导致公共利益标准的松动有关。
（二）美国法上规制性征收引发的征收泛化现象 规制性征收诞生于1922年的马洪案，然而，该案仅仅确立了政府规制可以被纳入征收规范予以调整的可能性，却并没有为规制性征收奠定一个坚实的法理基础。[35]这就正如亚历山大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法院更倾向于通过征收条款而对财产权给予保护，与其他自由权利相比，财产权与实质性正当程序之间的联系仍然较为薄弱，只要通过合理性的宽松的审查标准，政府的权力便可以进入私人财产权领域，因此，财产权似乎并不具有实质正当程序所要求的那样的基础性地位。第二，这一干预财产权的行为不构成征收，而属于财产权的内容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适用价值保障也无法适用存续保障，财产权的限制具有足够的正当性。摘要: 针对当前立法和行政中大量出现的非典型征收的财产权限制行为，规制性征收似乎提供了恰当的救济和保障的思路，其实证化的趋势也因此显现。2002年南宁市政府发布的《关于调减南宁市摩托车总量、停止摩托车注册登记和营运的意见》，以保障交通和城市环境为由，停止摩托车注册登记和营运。
使用已经沙化的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治理该沙化土地的义务。价值保障 根据《宪法》第13条第3款的规定，典型的征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前提。[50]换言之，《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2款无法为酌定减轻行政处罚提供清晰且完整的内容指示。
[38]如《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2019年，规范性文件）第3条第6项。[17]处罚法定原则实则是行政法定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中的具体体现。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答记者问时提出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行政处罚法等在法定幅度外减轻罚款。[47]袁雪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215—216页。
可见，当处罚对部分违法行为人和潜在违法行为人过于严苛时，无法达到处罚的最佳威慑效果。参见苏苗罕：《美国联邦政府监管中的行政罚款制度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3期。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评论》2022年第5期。[66]只是，适用减轻行政处罚是否止步于普通程序？相较于普通程序，听证程序遵循公开原则、职能分离原则、事先告知原则和案卷排他性原则，[67]是对违法行为人更加周密的程序保障。[61]参见刘权：《比例原则》，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这无疑将为企业、个人点亮一束光。
面对畸重罚则引发的争议，修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相反，适时减轻行政处罚，既使经营者认识错误，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又有助于避免处罚对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课以过重的负担，有利于提升营商环境。因此，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的适用不限于法定范围，酌定减轻行政处罚可以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为据。然而，从立法参与者的解读来看，均不否认法律、法规、规章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可设定减罚情节，甚至在讨论时明确列举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
[7]参见徐继敏主编：《行政处罚法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15]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增设减罚情节，这些情节在量罚时应被考量。
酌定减轻行政处罚系在不具有法定减罚情节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减轻行政处罚。刑罚与行政处罚存在本质区别。
[25]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0条、第31条、第32条。[46]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减轻行政处罚形成的共识在于，减轻行政处罚是在法定最低限度之下作出处罚决定。[28]又如，纳税人偷税、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年）第63条规定并处不缴或少缴税款最低50%的罚款。当然，这必然增加行政机关因听证产生的人力、财力成本，但相较于所取得的社会效益，上述成本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此有违过罚相当的本意，也无助于处罚目的的实现，更不符合实质法治理念。不确定法律概念首先是一个主观认识问题，个案适用离不开权衡，有时甚至需要预测未来。
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符合相关规范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适时减轻行政处罚，无疑是校正畸重罚则的一剂良方。法定减轻行政处罚系在具有法定减罚情节时，适用减轻行政处罚。
配置适当的程序是实现尽职免责的最佳选择。那么，通过怎样的程序，方能实现尽职免责的目标，进而使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愿意且敢于逸脱法定情节减轻处罚呢？ 第一，存在法定情节之外的其他量罚情节时，应予听证。
[45]参见雷磊：《法律方法、法的安定性与法治》，载《法学家》2015年第4期。当同一罚款数值适用于贫富状况不同的违法行为人时，所产生的威慑效果必定不同。
若为法的安定性之考虑，对方林富炒货店处以20万元的最低罚款额度，对于小本经营的炒货店确实过于严苛。一方面，在无法定减罚情节时，鉴于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较低、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行政机关可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内保守作出从轻处罚决定。世事纷杂，人情冷暖，是每一个人需要面对的，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均不例外。[27]刑法学者总结的量刑情节包括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
[11]参见谭冰霖：《论行政法上的减轻处罚裁量基准》，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5期。唯有突破三无（无特别法定依据、无明确内容指示、无专门酌定程序）的窒碍，提出尽职免责的适法方案，方能使行政执法人员毫无后顾之忧地酌定减轻行政处罚。
[70]当前减轻行政处罚具有适用的必要，却面临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愿、不敢的问题。又如，《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第25条前半句，《海关稽查条例》（2016年）第26条第2款，等等。
[68]减轻处罚决定的作出主要涉及行政机关内部的决定程序和上下级行政机关（监督机关与被监督机关）之间的审查、批准、备案程序。[44]具体而言，普通公民有预见到具体法律决定的可能，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必须以事前确定的一般规范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另一方面，在无法定减罚情节时，行政机关亦可能冒险免予处罚。[9]该观点并非毫无限制，或以原则和政策为依据，[10]或通过程序进行控制，[11]或基于程序与原则予以双重限定。这是因为，一方面，减罚决定的作出以《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2款为据，受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的限制，从实体层面来讲并非任意。由于规则在适用上的高度抽象性和僵硬性，在特殊情况下，规则的严格实施可能导致个案的极端不公正。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风险社会的来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监管型国家日益成为各国共同的治理模式选择。又岂愿在法定情节之外酌定减轻行政处罚？这一推测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制度缘由。
法的安定性将会被威胁。[58]若将实施层面过罚相当的理解和适用局限在法定范围，当罚则不合理或存在特殊情形，需要考虑在法定范围之外作出处罚决定时，过罚相当原则便无法发挥作用。
对此，有观点认为对于部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等，即便按最低的20万元罚款金额处罚，仍会引发过罚失当问题。[65]除此之外的其他行政处罚案件需首先遵循普通程序，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取证，向当事人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据，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